富翁大学和优势资源

　　斯坦福或者哈佛之类的大学富可敌国，并已占据了美国以及全球大学的权重地位。而这正是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全球“第三次浪潮”不断演进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及资本生产体系分化与大重组的结果。

　　自上世纪人类进入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知识以及知识生产的体系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物科技为核心的新的知识技术异军突起，不但摧毁了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生活与生产体系，诸如福特汽车生产线等，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从而确立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化生产、交往以及财富分配的形式与原则，诸如B2B模式、虚拟社区等。而在这场变革中，大学继取代中世纪的教会这个知识权力中心之后，更在“后工业时代”再次紧握了“技术拜物教”的权杖。

　　尤其是最近20年来，大学再次成为了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平台。在信息技术的革新过程中，谁赢得了先机，谁就掌握标准，谁就掌握了权力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在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中，相对于欧洲或亚洲，美国人显然占得了先机。其中，与“硅谷”密切相关的斯坦福大学成为了IT时代硬件或相关开发的代表性机构，而哈佛大学则成为了互联网时代软件开发以及解决各种社会伦理问题及哲学问题的代表性机构。

　　以上诸类美国大学在发明技术与更新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瓦解了旧的权威，而且也确立社会资源与权力分配与重新洗牌，自然，它们成为了美国及全球知识生产领域中的新权贵。在占有信息技术知识先机的同时，它们也形成了财富资本的重新分配，自然成为了“富翁大学”。

　　从表面上看，这几所大学在财富拥有方面更具集中甚至“寡头”特征，而其他大部分大学则处于贫困之境。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在这一轮新的竞争中确保其自身优势的必然方式。美国的这种优势集中的社会机制既体现了一种内部竞争法则，又保证了其国家意志与整体性战略意图，而在计算机及互联网硬件、软件的设计开发，以及生物科技的研发等全球新一轮核心竞争中，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而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成为美国“富翁大学”有相似之处的是，不久前也有人指责北大、清华占用了太多的国家教育资源。据悉，在教育部推行的“985工程”里，政府在3年里给了清华、北大18亿元，然后给复旦大学、南京大学12亿元，而一般大学或地方性大学则拨款有限。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大学之间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出现这种“财富鸿沟”现象。

　　其实，这种解读基于一种理性的公平与正义观念。或者说这种视觉更多的是立足于我们内部的公民意识，而对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带来的全球性竞争则考虑不足。倘若我们还是按照三十年前的模式，以一种均衡的方式发展教育，假设将这些有限的教育资源非常均等地平分给中国的每一所大学，这种平均主义的后果必然导致我们在这新一轮的全球技术革命的竞争中处于落后局面，错失信息革命的制高点，而逐步沦为“技术殖民”的下场。

　　显然，我们无意于承认这种大学财富占有不均等的天生的合法性，但我们必须倾听自由主义哲学家罗齐克的论说，罗齐克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但他认为：第一，不平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任何一种平等的分配最终都将变为不平等；第二，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平或不正义，而平等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公正的。

　　实际上，我们应该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识，北大、清华优先发展的这种集中“优势资源/资源优势”的国家策略，正是为了应对新一轮的全球性竞争，为了抢占信息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并有机会共享其话语权。

　　是的，全球大学之间的贫富鸿沟已经显现，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生产体系的均衡格局，这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诞生机制的新旧更替，同时夹杂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利益的充分表达策略。但是我们在这样实践的同时也应该警惕，教育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大学之间的财富鸿沟其合理的一面是以民族或社会整体性面目出现的，而要实现这一策略，必须要建立一个基础——那就是公民教育在个体上的机会平等为前提。（阿杜 青年学者）